《明夷待訪錄》的民主思想內容和侷限

 

許鴻興

 

引言

 

   黃宗羲(公元1610-1695)所寫的《明夷待訪錄》,其中〈原君〉、〈原臣〉諸篇,有學者認為其中的民本思想,可說是上繼孟子貴民的思想,下開梁啟超、孫中山等的民治思想的先河。[1]此書於清末成為一啟蒙著作,正如梁啟超說:「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本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2]歷年來,有不少關於黃宗羲的著作,[3]本文將集中探討《明夷待訪錄》的民本思想及其侷限性。

 

(一)黃宗羲的生平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黃宗羲生活在明清之際,所謂「天崩地解」的一個時代。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為東林黨人,被宦官所害。崇禎元年(公元1628),黃宗羲上京為父申冤,並錐擊殺害其父的閹黨人物――許顯純,聲名顯赫。黃宗羲早年曾參加复社的反抗宦官的運動。明亡後,則投入抗清的運動,曾組織世忠營抗清,並曾到日本乞兵不果,由於南明政權,異常腐敗,而令他感到復國無望。最後遁跡山林講學著書。康熙帝曾多次以博學鴻詞科徵召他入史館修史,均被他婉拒。不過,由於復國無望,加上康熙帝勵精圖治,故此他雖不肯出仕,以保名節,但卻允兒子黃百家,弟子萬斯同等入史館修明史,並作顧問。這可見他認為君主的賢德與否是看他能否為民謀福利。很明顯,他不以一家一姓之臣而自居。

 

() 《明夷待訪錄》一書的撰寫動機與地位

 

《明夷待訪錄》一書成於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黃宗羲目睹明朝的腐敗,故他欲撰作一書,總結歷代興亡的徵結,希望為將來垂訓,提供治國之道。其自序有言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皆因夷之初旦。」這可見他以箕子自況,對未來寄託厚望。書名「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名,其政治意義乃指當時境界暗淡,但黎明即在眼前,天下將轉治世,至於「待訪」,意謂寄情後世明主賢君來實現其治國理想。[4]

 

這部書被後世譽為中國的民主論,可與西方的民約論相比。不少人甚至稱他為中國的洛克或盧梭。特別是在清末,這部書受到很多人的重視,並用作政治宣傳。梁啟超稱讚這部書說:「《明夷待訪錄》,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本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另外,他說:「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書,秘密發散,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5]這可見該書的影響。然而,這堣洉M出一點,梁啟超之所以讚賞《明夷待訪錄》一書,是因為黃宗羲並不提倡革命之說,或完全否定君主制度(除了暴君之外),因此,提倡君主立憲的梁啟超十分讚賞這部書。

 

 

 

(三)黃宗羲的政治思想

 

無可否認,黃宗羲發揮了孟子的民本論,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同時,他又提出天下為公,並抱持以三代為理想治世的傳統儒家思想。很明顯他並未有跳出「聖君賢相」這種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他所提出的種種設想,目的止於限制君權,而並無提出主權在民和政治須由「公意」所決定,其實這才是現代「民主」理論的必須條件。不過,他敢於正面質疑君主之設和權威,甚至提出「有君不如無君」是很劃時代的見解。事實上,黃宗羲質疑君主權威的思想,比起同時代的唐甄、李贄,王夫之等,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由於黃宗羲師承劉宗周,重視事上的磨練功夫,或對外的事功(外王),反對王學末流,空談心性,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風氣,故此,他積極參與政治,並以具體的政治經驗,構想一套完密的制度,以抑壓君權,從而達於治世。

 

以下從《明夷待訪錄》一書堛滬鴔g、原臣、原法、置相、學校諸篇的內容,探討其政治思想內容,並評其侷限。

 

()君主的職責

 

       首先,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理論,就此他指出君主的出現和職責是為人民興公利,除公害。他說:

 

「有生之初,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與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6]

 

    由於君主之設是為人民興利除害,責任重大,非有賢德無私的人不能為,就連堯舜亦要退位讓賢。很明顯,黃宗羲認為君主應衡量自己能否為天下之憂樂盡責,而非為一己之樂。這種以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是孟子所提出的典型民本論為基礎。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由於三代的君主能為人民興利除害,並不計算個人的榮譽利祿等私利,因此,能做到:「天下為主,君為客。」不過,三代以下,君主視天下為私產,出現了所謂家天下的觀念,因此出現了:「君為主,天下為客。」這時,君主不再為人民的公僕,為人民興利除害。相反,卻要人民為他和他一家謀私利,除公害。他說: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  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的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基業所就熟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於辭焉。」[7]

 

     由此可見,以往三代時的天下為公的觀念變為三代以後即秦漢以來家天下的觀念,天下則成為一家、一姓之產業。這種以君為主,以民為客的政治觀,卻為天下帶來無窮的禍害。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8]

    因君主視天下為莫大的產業,加上人人都垂涎這份私產,故辛苦爭得這份私產的人,都會歇盡所能,謀自己和一家的私利,並當是理所當然。他說:「……是以其未得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所花息也。』」[9]就此,君主再也不為民爭福利,所努力的是一己之私利,因此,成了人民的敵人,人民更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

    同時,黃宗羲認為以天下為私的君主最終會被人民離棄,而最終被人民推翻。就此,黃宗羲也同意人民可推翻這樣的暴君。黃宗羲同意人民對暴君有討伐反抗之天然權利,一如孟子所主張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說:「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10]

    此外,他指出由於人人都欲爭得這份私產。因此會出現嚴重的紛爭,戰亂因此會出現,這不僅禍及萬民,還會累及被推翻的失敗的君主一家。他說:

「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眾,遠者數世,近則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吾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11]

    黃宗羲批評這個情況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其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12]以上的理論,可見黃宗羲嚴正提出質疑君主制度之設,雖然他並沒有就此進一步申論,若無君主制,可以用甚麼制度取代,如是否主權在民,來取代君主制,但他所提出的理論已是對君主專制前所未有極大的挑戰。

(五)臣的職責和君臣關係

    同樣,黃宗羲以天下為主的原則,探討了臣子的職責和君臣應有的關係。首先,黃宗羲認為臣之設立是因為君主一人不能獨治天下,因此要設百官分擔工作。不過,臣之職責不是為君主一家之私而設,故臣之設立的目的同為人民謀福利,其責任:「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世者也。為君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興國,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13]由於,君與臣都為公利而設,故此,君與臣在本質上是無分別的,而兩者的關係是平等的,他認為君臣的關係是一種等級的關係,並非如父子關係,不能改變,不能轉移的。君權並不是至高無上。他說:「……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14]同時,他強調君臣之間的合作性質的。他將君臣比喻作曳木的人:「前者唱耶,後者唱許。」[15]進一步而言,黃宗羲認為君與臣的關係,應當是師友的關係。

    黃宗羲批評那些不以天下為事,而只為一人一姓效忠的臣子,他稱這些臣子為奴婢、僕妾,小儒。同時,黃宗羲反對君父一體說,他主張:「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即君之師友也。」[16]

    此外,因君主是傳子不傳賢,而臣子則可選賢拔俊,能輔助君主制的不足。就此,黃宗羲提出恢復丞相制度的必要性,他希望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輔助不賢的君主或限制君權過高。至於宰相的職權如何,他說:「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17]黃宗羲認為這種分治是需要的。他說:「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18]此外,黃宗羲認為君主必須要尊重宰相,君主見宰相時,應「御座為起,右輿為下。」這樣,君主的權威不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以宰相為首的外朝政府所約束。

(四)學校的職能

    黃宗羲反對以往「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19]而提出:「公其是非於學校」一說。他認為學校的職能,不僅是培養學生的地方,而且有議政,監督政府的,罷黜官吏等職能。有人指出這隱然與西方之議會接近。其實,這只是與儒家思想中士人清議傳統相同。如孔子讚揚「子產不毀鄉校」一事可見,換句話說,他認為士人議政是十分重要的。這是由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20]黃宗羲認為君主要將學校大事交由學校作決定。同時太學祭酒地位甚高,祭酒講學,天子、宰相,都要以弟子身份前來聽講,若君主「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而祭酒南面而坐則表示其地位是高於君主的。這是傳統二元權威的具體表現。[21]至於郡縣學官於所在州縣,地位亦崇高。郡縣學校同樣於每月初一、十五,由學官講學,郡縣官員,地方縉紳均須參加,若:「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22]由於太學祭酒,地方學官地位尊崇,因此需要品德、學問,政治抱負高尚的大儒擔任。[23]

    可見,黃宗羲認為學校不只傳道、授業,解惑,而是要積極參加國事。他說:「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因此,他讚揚歷代學校議政功能和學生運動,如他讚賞道:「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強豪,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24]學者認為黃宗羲所提出的公其是非於學校乃主張學術領導政治。[25]

(六)公法與一家之法

    黃宗羲反對一家之法而提出天下之法,所謂一家之法是為了保護君主一家的私利而設的。他指出三代之後的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26]君主立私法的目的乃:「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斂於上。」[27]而這種一家之法卻導致:「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28]至於,天下之法即三代之法,則是為了解決民生和教化問題而設。他將一家之法與天下之法作一比較: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責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禮不愈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遺於下,福必欲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曰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29]

    黃宗羲主張廢除一家之法,恢復古聖王時代的天下之法,因為他認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他認為法律的定義包括法律和制度。他說:

「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苛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法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是人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30]

(七)評論

    從以上思想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黃宗羲於《明夷待訪錄》一書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沒有超越傳統儒家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的窠臼。他所憧憬的是「聖君賢相」天下為公的理想,這個理想,只可在三代時找到,因此,他所希望的是回復三代時天下是主,君為客「天下為公」的理想政治的典範。不過,在這個思想基礎之上,黃宗羲是超越了傳統的儒家的觀點。這主要表現於他從制度方面著手,多方面著手探究如何去限制君權,或輔助君主。而該書廿一篇正文之中,除了以上所討論的五篇之外,還有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和奄宦等,都是從各個方面去解決政治方面的各項問題。正如學者何雋指出:「他與以往一切儒家學者在政治思想上根本區別的是黃宗羲把儒家附於古代文化上的政治思想的抽象觀念、切實應用在現實的政治制度上,這就是《明夷待訪錄》的傑出的根本所在。」[31]

    此外,黃宗羲還超越了儒家所講的德治傳統,如孔子所講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而提出法治的重要性,並指出法治比起人治更為重要,所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至於,論者指黃宗羲所主張的乃民主理論,則未免言過其實。其實,黃宗羲根本不可以跟西方契約論者相提並論,因為他根本沒有提出主權在民的理論。在他的理想中,君主之設是先驗的,君主不賢,最多是換上另一個,君主制度有缺點,則想其他方法去彌補這些缺點,他並不是從根本推翻君主制度的本身。君主只要能夠興公利,除公害就是一位好君主,而臣下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一姓。而至於君主所行使的權力是否人民所委託或賦予的問題,他根本沒有討論,就此,我們不可以把他的思想,當成是民主理論。同時,他所提出限制君權的構想,如以「公其是非於學校」,祭酒丞相地位高於君主及「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等,都沒有任何制度的保障,若君主不以天下為主,己為客,不聽取祭酒,丞相的意見的話,又如何解決呢!這些問題,黃宗羲並沒有討論。

    總括來說,黃宗羲所主張限制君權的思想是前無古人的。他能將儒家傳統的民本論加以發揮,而成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論,已是很難得了。

 

徵引資料

(一)中文書籍

 

王引淑著:《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十大著名思想家的治國方略》(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199),頁385-386

古清美:《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臺灣: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8)

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中文論文

 

古清美:〈黃宗羲〉,載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1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67-287。

李明友:〈主體意識的初步覺醒――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新論〉,《浙江學刊》,1987年第2期,頁88-94。

何雋:〈論《明夷待訪錄》的政治思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頁78-82。

沈善洪:〈黃宗羲的思想與學風〉,《浙江學刊》,1985年第1期,頁79-87。

沈善洪:〈黃宗羲的時代和他的思想淵源――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報告〉,《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頁8-11。

南炳文:〈黃宗羲政治思想的一個方面――肯定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清史研究通訊季刊》,1987年第1期,頁15-35。

高準:〈黃梨洲政治思想的貢獻及缺點〉,載余英時等著:《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臺北:水牛出版社)。

張岱年:〈黃宗羲是時代的先覺〉,《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頁19-22。

張岱年:〈黃梨洲與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報告〉,《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頁4-7。

曾春海:〈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民本思想的省察〉,《哲學與文化》23卷,第4期,1996年,頁1464-1473。

胡國樞:〈十七世紀中國向往民主政治的綱領――讀《明夷待訪錄》〉,載吳光主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胡嘯:〈論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及其源流〉,《復旦學報》,1980年第6期,頁56-61。

蔡尚思:〈黃宗羲反君權思想的空前性與現實性〉,《中國史研究》,頁67-69。

潘起造:〈商品經濟觀念與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頁103-108。

黃宣民:〈《明夷待訪錄》:早期啟蒙學派的思想綱領〉,《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頁23-24。

楊向奎:〈《明夷待訪錄》作者黃宗羲〉,《史學月刊》,1980年第1期,頁40-45。

陳進:〈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對限制專制君主的構想〉,《文史哲》,1992年第1期,頁36-39。

鄭昌淦:〈時代先驅黃宗羲〉,載吳光、李學原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29-54。

 陳永明:〈論黃宗羲的「君臣之義」觀念――兼評所謂黃氏「晚節可譏」說〉,載《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135-149。

 葉保強:〈皇權的限制與中國庶民社會――黃宗羲政治哲學新詮〉,載《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105-117。

 譚世保:〈略論黃宗羲與「臣節問題」〉,載吳光、季學源、諸煥燦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祭文、筆談、論述佚著》(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頁151-161。

 

()英文論文

 

   W. T. De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on Ideal: A Seventeeth-century View: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150

[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47

[3] 有關黃宗羲的著作,舉其要者如,古清美:《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臺灣: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8年);古清美:〈黃宗羲〉,載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1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67-287;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南炳文:〈黃宗羲政治思想的一個方面――肯定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清史研究通訊季刊》,1987年第1期,頁15-35;張岱年:〈黃宗羲是時代的先覺〉,《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頁19-22;張岱年:〈黃梨洲與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報告〉,《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頁4-7;胡嘯:〈論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及其源流〉,《復旦學報》,1980年第6期,頁56-61;沈善洪:〈黃宗羲的思想與學風〉,《浙江學刊》,1985年第1期,頁79-87;沈善洪:〈黃宗羲的時代和他的思想淵源――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報告〉,《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頁8-11;李明友:〈主體意識的初步覺醒――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新論〉,《浙江學刊》,1987年第2期,頁88-94;曾春海:〈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民本思想的省察〉,《哲學與文化》23卷,第4期,1996年,頁1464-1473;高準:〈黃梨洲政治思想的貢獻及缺點〉,載余英時等著:《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臺北:水牛出版社);蔡尚思:〈黃宗羲反君權思想的空前性與現實性〉,《中國史研究》,頁67-69;潘起造:〈商品經濟觀念與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頁103-108;何雋:〈論《明夷待訪錄》的政治思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頁78-82;黃宣民:〈《明夷待訪錄》:早期啟蒙學派的思想綱領〉,《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頁23-24;楊向奎:〈《明夷待訪錄》作者黃宗羲〉,《史學月刊》,1980年第1期,頁40-45;陳進:〈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對限制專制君主的構想〉,《文史哲》,1992年第1期,頁36-39;鄭昌淦:〈時代先驅黃宗羲〉,載吳光、李學原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29-54;陳永明:〈論黃宗羲的「君臣之義」觀念――兼評所謂黃氏「晚節可譏」說〉,載《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135-149;葉保強:〈皇權的限制與中國庶民社會――黃宗羲政治哲學新詮〉,載《黃梨洲三百年祭: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105-117;譚世保:〈略論黃宗羲與「臣節問題」〉,載吳光、季學源、諸煥燦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祭文、筆談、論述佚著》(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頁151-161;胡國樞:〈十七世紀中國向往民主政治的綱領――讀《明夷待訪錄》〉,載吳光主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W. T. De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on Ideal: A Seventeeth-century View”

 

 

 

 

 

[4] 王引淑著:《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十大著名思想家的治國方略》(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199年),頁385-386。

[5] 同上,頁394

[6]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2。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頁3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頁4

[14] 同上,頁5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4。

[19] 《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10。

[20] 《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12。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張岱年:〈黃梨洲與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在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報告〉,《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頁5。

[26] 《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6。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何雋:〈論《明夷待訪錄》的政治思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頁78-82。